只是这件事已经上报过，并且清楚地说明了，那是枪杀‘弓长’的人伪装他的车牌号码而已，并不是真正的他的车牌号码。为何还要在此事反复纠缠呢？

“上级领导下来就是要了解情况，如果不问你们这些，他到哪里去了解情况？”杨贵先这样说。他也是想解释给行动科长听，特派员此法没有什么错，不针对任何人。如果是你行动科长，你也会这样做。

“我看情况有点不同，站长，你要注意呢？问题还不只是这些，更为严重的事还在后面。”行动科长说。

“不会有什么事的，领导按自己的方式去了解情况这是对的，他来海安城站肯定要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，取得好转才行。如果他连情况都不了解，怎么有针对性地去开展工作，去进行指导呢？”

杨贵先尽量想让行动科长平静下来，形成逆反的情绪，对其配合工作不利。

“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。不知是谁跟特派员说了，他们那一天带来了一个可疑的女人，而你觉得此人并不可疑，便把她放了。可是特派员对这件事很上心，以至于说出此事的人都尽量解释着，可越解释，越不清楚。”

行动科长这时又说了一件伤脑筋的事，这件事让杨贵先一时半会解释不清才是真的，那个人不知怎么连这件事都说了出来。这或许是特派员诱导而致，海安城站的人还不是随着他的提问就这样随便一说，可能让特派员警觉了起来便一个劲地问。

此时那人才觉得不妥，特派员关注了这件事，便企图解释，可是越解释越让特派员觉得事情可疑，反而记得很深刻了。

“我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们认识的人不少，有时发生误会也是挺正常的事，有什么大惊少怪的。”杨贵先很是淡然地说。

“站长，你明白不明白，那时可正在缉查共产党的头目彩虹？！”行动科长这一声说得声音较小，他也生怕这一说，无意识中让人听见，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

那个人被特派员诱发之下随便说了那天自己那天所做的事情，不料却被特派员追问不放。

他也感着到事情不妙，可要反悔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尽量解释，可是事先并未有预案，越说越不清，这反而让特派员记住了。尤其是，那又是个十分重要的时期。

杨贵先开始陷于沉思，他知道，那个部下说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事情，但要说是那人就是彩虹，就有点武断了。可是杨贵先也觉得此事他也说不清楚，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。

说那人是江丙成的老婆？这是好多人都知道的事情，江丙成的老婆在江丙成死后的第几年里，因为疾病而亡。江红雷都去上海吊过孝，现在你杨贵先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，找个人顶替，便把江红雷母亲搬出来，这个谎不是撒得太没有水平了吗？

而江红雷母亲并不想让江红雷知道自己还活在世上，要是杨贵先这样说，不也辜负了人家所托嘛，日后怎好给人交待。

如果不说是江经雷母亲，那又能说是谁呢？更加说不清楚了。所以此事对于杨贵先来说，非常麻烦。说出真相也不行，并且还没人相信，不说出真相更加不行，那他更无话可说。

他想，特派员不可能抓住他不放，哪有一个站的副站长都有问题，那整个站还能了得，不可能有什么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