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里斯班中央警局一如既往忙的不可开交,小到交通事故,大到杀人放火,警官们真正清闲的时候并没有多少,有的时候,办公室变得就像菜市场一样吵闹不堪。
“沃尔特警司需要的背景材料出来了没有?”霍尔扒着办公室的桌子,探头问道。
对方快速检查了一遍堆在面前的一摞装订好的文件,没过多久抽出一件白色写着“特急”的文件推到霍尔眼前。
“警司还在岛上?”那人问。
霍尔心事重重的点点头,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那份文件,“一连死了两人不说,他们还成了一年前凶案的嫌疑人,一个是圣职者,一个是信徒,这案子怕是一时半会解决不了。”
“最害怕的就是一开始调查的小组不够尽责,我听说他们还埋怨沃尔特警司随意插手他们的工作,甚至向上层提出禁止中央警局的警力协助调查。”
“好像是这样,警司肯定气的不轻,那些人什么逻辑,自己把案子办成那样还怪别人插手。”
“警司下一步要做什么?”
“不知道,似乎打算细细盘问学校里的每一个人,哦对了,家属那边安慰的怎么样了?”
对方耸了耸肩,“还能怎么办,努力劝说呗,我顺便还问了他们对那两个人的印象,你看,我正整理证词给沃尔特警司发过去呢。据他们所说,死的约翰神父虽然个性不招人喜欢,却是个负责任的老师,没听自己的孩子提过跟他有什么正面冲突,至于法兰,他是个园丁,除非学生自身对园艺感兴趣,否则很少有人主动找他说话,他这人还有些认生。总之,两人都不像是会杀人的人,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。”
“梅里特送来的瓶子,里面东西确认了吗?”
“刚得到的消息,是丙烯酰胺。”
“证据有了……”
正当霍尔伸手去拿资料,一个油光粉面、发蜡擦的苍蝇落上都能摔跤、身着大了不知道多少码的西装的男子疯了一样的闯进来,他快步走到霍尔身边,对着他隔壁桌子的警官轻声道:“那孩子的父母又来了,这回带了律师。”
隔壁同事扶了扶眉心,显得十分困扰。
“哪个孩子?”霍尔疑惑的问。
那人苦恼的叹了口气,一副苦大仇深的凄凉神情,“就是两周前那个失踪了的男孩的父母,他们每隔一天就到这里来一趟。”
“孩子丢了,自然着急。”霍尔表示理解。
“这对父母根本不接受离家出走这个结果,非说自己的孩子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,没法交流!”
事情发生在两周前,住在新利班区一个十五岁华裔男孩在跟朋友野餐时突然消失,之后便音信全无。负责此案的警官怀疑孩子是离家出走,但他的父母坚决否认,他们宣称相信孩子遭遇了绑架,还请求一定要把绑匪抓住,可是从案发到现在没有电话或是信索要赎金,绑架不成立。
然而,孩子的父母不能接受,于是他们开始上大街上发传单,找媒体记者,上电视接受采访,一时之间,小小的失踪案闹得满城风雨,一些喜欢断章取义的民众将矛头对准了中央警署,叱责警方的不作为。调查此案警官们整日担心媒体会突然从拐角一头窜出来,每个人都神经兮兮,苦不堪言。
“托兰岛上的案件不被大众所知,平民大众将经历全部集中在这个案子上,可他们真的担心孩子的安危吗?我看未必。”同事没好气的说。
舆论一开始还算正常,但随着媒体报道添油加醋的渲染,越来越多的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司法系统内部的漏洞,当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,但民众的视角变了,似乎没有人再去在意孩子究竟能不能平安归来,不在意电视中哭的声嘶力竭的父母,他们更注重事件周围那些不重要的内容,有那么一秒,负责此案的警察好像感到大众渴望着他们犯错。
同事无可奈何的摇摇头,跟着那油头粉面的警官出了门,霍尔心中也有些放不下,便也跟在了后面。
一进接待室的门,律师率先开口:“希望警官能够分享至今的调查结果,您知道我们是有权利起诉你们的。”
“孙女士,孙先生,我们已经寻找了孩子有可能藏身的地点,也查了火车站、飞机场、港口和其他交通运输的售票口,结果都很令人失望。”
“那是犯人太狡猾,你们想想一个孩子他能有多大的本事,能想到避开摄像头去隐藏自己的痕迹?一定是挟持他的人做得!”
这点,确实值得怀疑。
孙女士双眼含泪,上身随着声音一起颤抖,“……警官先生,请您跟我们说实话,我们孩子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死了……所以才无论怎样找都找不到……是不是?”
负责案件的警官沉默了几秒,抿了抿嘴,“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,但凡事都要往好处想,也许孩子只是贪玩或是叛逆,所以一时离家。”
孙女士直接大喊:“不会的!我的孩子……”
“孙女士,”负责警官语重心长的劝道:“现在的情况是,没有证据证明孩子是被绑架,也没有证据证明孩子被杀害,而孩子自己逃走的可能性却很高,他可能是藏起来了,所以我们找不到,您可以生气,也可以起诉,这是您的权利,但依照现有的线索,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”他随即转过头,面向代理律师,一脸正色的瞧着他,“身为律师,这点你应该最清楚。”
律师侧过头,在孙先生的耳边嘀咕了几句,孙先生答应了一声,接着便抱着自己的妻子,柔声安慰着。
“既然你们都来了,我就再次确认一次,这个问题相信你们已经被问了无数遍了,但我还是要再问一遍,两位确定孩子在失踪前没有跟朋友或是跟你们产生争执吗?”